原创 2017-01-06 李松 李松mises

我身边有很多奥派朋友利用奥派经济学的结论来投资。他们牢记经济周期理论、精熟货币关系变动对经济体造成的结构影响。每次央行要放水时,都相机而动,准备事先埋伏到通胀将要推高的资产上面。面对管制政策,则能不断发掘受管制行业的红利所在。基于健全的货币理论去投资黄金、比特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日积月累,投资业绩却乏善可陈。有人甚至痛骂奥派,认为是奥派经济学误了自己多年。


我虽然投资业绩不算太优,还没有成功的投资技术,但我却知道他们失败在什么地方:他们只懂奥派经济学,却不懂历史学。


不妨先追问一下:为啥要按照奥派的经济学观点来做投资呢?因为奥派经济学是目前所有经济流派中最靠谱的范式,它是目前人类心智水平范围内最健全、最逻辑一致的经济学理论。它在这门鱼龙混杂、倒霉透顶的学科内,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真实的经济规律。其他的经济学派大部分关注一些和真实世界毫无关系的假构概念及这些假构之上演绎出来的虚拟世界的虚拟规律。简单说,你精通主流经济学,无非是多了门屠龙之术罢了,和现实世界没几毛钱关系。遑论用它去赚钱。


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在性质上提供了人们把握现实经济规律的理智工具,却对真实世界的具体的数量上的变动一无所言。所有的经济理论不过是以下这句话在不同层面的同意反复、逻辑演绎:人满足欲望,越是迫切的欲望,越被人优先被满足。由此得出效用、价值理论,进而得出价格理论。将价格理论运用在繁杂、漫长的概念网络中,则可以发展出经济学的全部体系。


投资的核心也是价格,低买高卖是所有投机(投资)行为的实质。然而,漫长复杂的经济推理本身并不揭示任何涉及价格的数量关系。它只说明,较多的迫切的欲望,导致较大的需求,较大的需求使得价格趋向于上升;反之则反(供给那一侧亦同)。不管如何,最终决定价格的是人们的评价、价值、欲望程度、偏好。


然而,人的偏好并不是明显的,也不是可以量化的,也是没有固定数量关系的。任何一个在做决策的人,比如我,在a、看电影,b、写一篇文章,c、出去社交……直观上,我无法分辨我赋予abc三个选项的价值具体有多大单位;我无法说,我心中看电影的价值是写文章价值的3倍,或者说社交的价值只有写文章的一半。我唯一能说的,只是就当下这一刻来说,如果要选,我就选a,a比b或者其他选项更重要、更迫切。


需要强调一点,对选项的评价不同于实施这些选项所获得的(生理或心理)感受。举例言之,这一刻,我偏爱吃香蕉胜过吃苹果,但或许我吃了香蕉和苹果后,二者带给我的生理刺激上,苹果可能会被证明是更好吃的。但即便是感受本身,也是无法量化,或得出数量关系的。你没法说苹果带来的好吃程度是10个单位,而香蕉带来的快感是5个单位。(柏格森把这种无法基数化的精神现象叫做:情感只有强度,而没有广度,只有广度的量可以被度量。)


一句话,没有可以度量评价或者感受的单位。评价是作为只能分出高下、迫切先后的序数的量,和基数无关。


但正是这些序数的评价,通过千千万万市场上人的交易行为构成了客观的价格(一头牛换n匹马)。价格是客观的数字,它们可以被传达、度量。但它们只是行动的结果,它并不显示它的原因--评价、价值、效用--在程度上的影响。


因此,对任何价格的预测,必须是对这些欲望迫切程度、市场中交易参与者的评价强度的预测。这种预测,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理论,没有任何可资发现和度量的单位。获取它只靠人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


对当今的现状,对过去某个历史事件的后果的分析,人可以找出来各种促成该结果的因素。人们凭借各种理论(人类所有的知识部门),去发现这些因和果,但只要这个历史事件涉及的是人事,历史学家就无法在数学意义上准确地说,某个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果。对我党革命胜利的这个结果来说,有无数的因在通力协作,铸造成最后胜利的结果(有些因素是在促进这个结果的到来,另一些因素则在阻碍这个结果的实现)。比方说这样的因可以是:1)苏联及美国等国际形势的影响;2)毛泽东个人的英明神武;3)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失利;4)当时法币崩溃所导致的经济灾难,进而影响人心所向……最精明审慎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告诉你,国际形势对革命胜利起到了45%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素质对革命胜利起到了26%的作用……


历史是一团乱麻,千丝万缕的细绳汇聚铸成了某个结果,然而,我们却无法在数学上知道每一缕细绳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这种无知,并非因为史料不足,或者历史学不够发达,而受限于人终极的认识困境)。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会有自己的判断,人必须判断。行动时,他必须做出一个对情势的理解,这个理解必然宣示了:在这个人的心中,哪一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而另一因素对未来形势的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做出的主要判断就是:我党夺权胜利主要程度上受益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对历史学家并不公道。梁启超指责二十四史只狭隘地记载王侯将相。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历史并不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巨细无遗、不分轻重地详细记述过去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历史、写历史、研究历史,是一个行动,行动有其目的。历史,(如克罗齐所认为的)乃是对过去人物及事件所发生的一个兴趣引起的认知行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渴望知道过去的事件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至后来状况的,2000年前某个不知名贩夫走卒的生活轶事并不比王莽在同一时间做出的政策调整对后来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所起的影响更大。正是在有特定兴趣和目的的指导下,历史学家选择了记载王莽的行动,而非一个nobody的一天流水账,历史学家是在做“相干判断”。其相干判断告诉我们,对今天的中国政治经济现状来说,那些王侯将相起到的作用显著地大于那些没有“上书”的小人物的影响。温情的人本主义和平等主义者,并不能因此而责备历史学家忽视了小人物的命运和志趣。


如米塞斯所强调的,理解是历史学独一无二地认识论特征。在梳理完所有相关事件的史料后,在利用人类所有部门的理论科学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和因果相关后,总有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有一些不可继续分析下去的“个性”。这些个性来自于人事,来自于过去人的动机、情感、评价、欲望……对这些来自人的“内部精神领域现象”所导致的结果,若试图把握其原因及该原因之份量,舍“理解”之外,别无所依。假若历史可以梳理出来规律(前后相续的因果关联),那绝非历史学本身的贡献,决定和凸显历史特征的是个性,而不是一般性的规律。鉴往不能知来,历史从不刻画规律,它刻画的是不规律。假若在历史中发现了规律,那只能说对这样的规律的研究,定属其他的理论科学。


投资者在预测价格的时候,就好比是在用和历史学家相反的眼光:投资者看向未来,而历史学家审视过去。这两种目光,并无本质不同。技术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或许可以有更充足的史料供其做出“理解”、“相干判断”,而投资者往往只在知道部分信息时就亟待做出判断;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测未来的目的在于牟利,其预测行为以投资损益来检验,历史学家则通过“预测”满足自己独特的历史兴趣。从范围来看,历史学家运用理解时,比投资者关注更多的“精神世界”。投资者只需要关注决定未来价格的终极力量--人们对商品的评价的改变以及更关键的--改变的程度。但历史学家则不止关注评价,他还关注动机、关注特定的心理个性、关注过去的人的情感特征。他追问“秦始皇为何那么关注女性的贞洁”?他想弄明白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利益诉求。他试图理解哥特式建筑对文意复兴的艺术影响……


对他人的精神世界的把握,是我们理解人事因素剧烈程度及其造成的客观后果的唯一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所有人在人事互动中,都在进行“理解”。股市的投机基于对其他炒股人买卖行为的理解;扑克的艺术在基于对对手个性的理解,让对手上当;小伙子战战兢兢发过去一条暗含情意的微信时,他是基于对女人及预测中女人反应的理解而求爱。政治家的言行则更是基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理解。商人分析所有因果意义上影响价格的因素(或促进价格上涨,或抑制价格下跌),但农艺学、运输学、仓储学等知识仍然只能告诉它定性的关系,对苹果价格未来的变化,倘若他试图从数量上进行把握和预测,他就必须猜测、理解市场上所有其苹果潜在购买者心中评价的变化方向及变化程度。


很明显,以下两种投资方法从根子上就错了:


A、从历史价格、K线、图形来预测未来的价格:统计结果和历史一样,从不刻画规律,只刻画不规律;有规律的地方,就用不着统计了,直接说出其因跟果之间的规律就行了。(顺便说一句,从这个角度看,大数据并不揭示新的规律或者知识,它只更好地呈现历史材料和个性)


B、依据理论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知识来投资,理论的意义在于一般性,它抛开个性,关注事件和现象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共性。而决定价格数量的则是个性化的评价和偏好。建筑学是投资地产的必要条件,农艺学是生产果树的必要条件……但对最终房价和水果价格的判断,必须归之于对特定人事的理解和猜测。专业知识只能提供少犯错的优秀执行者,强大的“同情”、理解他人反应和精神活动变化的能力才造就投资者。


    经济学只提供市场互动行为的形式规律,它的理论内涵深嵌于所有的行动中,但它从不对个性说话。经济学可以揭示一些政策的后果,但这样的后果只是定性的、方向层面的;价格在某个方向,于何时发生变动,且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动(这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具体内心反应),才是投机的关键。经济学家尽可展现事后诸葛亮,但只要他的预测不涉及时点和价位,那就不是一个投资意义上的预测,而是模棱两可,可以被多重解释的话术了。


因此,那些精熟于人性、练达于世故者,似乎在投资这件事情上,是占有优势的。但一个对他人具备洞察力的人,并不一定能够老练地把握整个市场的“人心”。凭借世故经验、世俗意义上用来诛心的“心理学”精准地猜透他人内心活动的人,并不一定擅长对综合成千上万人的偏好结果做出判断。


其次,投资能力也无法训练、教授的。对世事人心的洞察,是在对独一无二个性的把握,把握个性的方法不存在一般化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投资的能力是天赋的。


投资类书籍只能告诉人特定市场的典章制度、结构特点、基本运作特征,甚或传达专业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培养人的心理素质,但它从不会教你也不能教你如何去对独一无二的个性进行“理解”。


此外,投资的后果受一系列偶然和不确定性因素的打断。世事难测,最精明远见的人,也无法对遥远的未来做出有意义的预测。人处于这个宇宙中,他能改变的只是其行动所能影响的一小部分;他能左右的人事,比起最终决定其成果的人事来说,终归是微不足道的。对那些具备遥远的野心和滔天的抱负的人来说,除了磨砺自己的素质之外,最应该祈求的是运气的垂青。对大富大贵的成功者进行历史性审视的结论通常都是:运气好。只不过人性偏向于在自己得志时,将成功的结果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勤奋,予智予雄;失意时,则嗟叹环境和命运的横逆。其实,对绝大多数大的人事意义上的成功来说,决定其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往往不是当事人本身。

 

PS:为了促使我不写枯燥的话题,也为了让我勤奋点,请关注这个公号的朋友踊跃提问,什么问题都行,哪怕是时事八卦、情感难题,笔者都倾力解答和写出我认为有意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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